瓦房、红墙、垂柳树，这是一个和农家小院没有什么两样的院落。2004年我辞别省城律师的工作，怀着对法官职业的那份已久的憧憬，进入了这个院落。它有一个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名字—菜园法庭抑或是菜园人民法庭，更规范的应该叫菜园中心法庭吧，但附近的村民都叫她咱法庭，听那口气就跟法庭就是他们自己开得似的。

      这口气还真得到了验证，每当早晨的阳光缓缓地从矮窗射进屋内时，附近的村民一大早便叩开未曾落锁的大门，有的是咨询有关法律问题的，有的是来法庭的小机井汲水的，有的是来借报纸的，还有的甚至是来借法庭厕所方便的……一开始我挺不习惯的，毕竟这是一个机关单位呀！但后来工作时间长了，我慢慢地发现自己曾经不相信电影《马背上的法庭》所纪录的情节在这里是存在的，《马背上的法庭》也许就是基层法庭和法官现状的一个缩影，它是不能与百姓有距离的，也是真实存在的。

      法庭有一个“马庭长”，但他不是人大任命的，而是群众都喜欢这么叫他的，每当这时侯他就会自嘲地说：“咱姓马，但不是庭长啊！叫我老马就行了”。因为法庭有庭长，研究生学历，业务水平很高，对大家都不错。“马庭长”在我到法庭报到时已五十多岁，他从一进法院就一直在法庭工作，没有喊过怨，叫过累。他嘴里的笑话很多，和他在一起工作似乎总有听不完的笑话。他不会给我讲什么高深的法学理论，他习惯和来告状的人坐在瓦房前的台阶上讲道理、习惯光着膀子摇着蒲扇在田间地头调解、习惯用土话询问当事人、习惯用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方法解决纠纷。他看起来也许不像一个法官，但他处理的案件调解的最多，群众有了矛盾找他解决的最多，庭长安排我做他的书记员，由他带我学习办案。他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办案如同称东西，要把秤砣放在称星上！”。

       院子里有我们自己开垦的一片菜地，每到夏天嫩绿的豆荚和丝瓜、带刺的黄瓜、橙黄的南瓜，都是我们的每天可以自由选择的。这些蔬菜不用农药和化肥——自己用手捉虫子、施用农家肥。这样结出的各类蔬菜吃起来格外香，虽然汗水在灰色制服上留下的汗渍不会包含被遗忘了的过去和现在。

      开庭的日子，我们会仔细的把办公室打扫干净，多搁上几把椅子供人们坐，因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审判庭已经不能使用了，新的法庭正在筹建之中，只能在办公室里将就一下。开庭在这里没有像电影或电视里那样庄严肃穆、却更像在德高望重的老者组织纠纷双方的一次谈判、一次交流。谈判交流过后，也许有的矛盾就解决了，因为他们看重的也许仅仅就是这种交流和沟通。但这只是一少部分，更多的案件需要我们更多的努力，去解释、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认为的实际问题，而不是仅仅一判了之，犹如《马背上的法庭》的法官处理罐罐山被猪拱案一样。他们盼得是法官为他们解决实际矛盾，而不是瞧我们的判决书写得如何高深、如何精辟……

      2007年的春天，我调到了城关法庭，远离了那静谧、那树、那人、那菜园，离别之时心中涌起阵阵酸涩……后来老马有病了，王庭长也调走了，法庭换了新的庭长和人员，但偶尔一聚我们似乎对菜园法庭都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，不想让她与岁月一起遗忘，写下来，让平凡的生活在故事中存在，不知是希冀还是等待？